中國軍人在戰場上接生8個嬰兒，他卻要為此償命
大家知道為什麼戰地要帶接生婆嗎？
當年鄭和下西洋，船上除了兩萬正規軍，還有一種職業人──接生婆。
在當時，很多地方的醫療技術都比明朝差。他們去了以後，能幫當地婦女接生，同時也能和當地人打好關係，必要的時候是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戰爭。
在援老抗美時期也有個男孩，加入部隊參加戰鬥，卻被要求成為戰場上的接生婆。
他一生的任務，就是保護那一千個孩子和母親。
20年的12月，我們一群六、七十歲的老兵，在雲南文山聚會。按照約定，所有聚會人員都帶了自己最有意義的紀念物。
戰友們帶來的有立功證書，有用打下的敵機殘骸做成的小手槍、碗筷，還有中央發放的參戰紀念章，榮獲先進工作者的榮譽證書等等。
一堆勳章和證書裡，只有我的紀念物格外顯眼。
那是一隻破舊的草綠色軍用藥箱，光是鞋盒大小，外表是塑膠布，能防水。
有的戰友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帶這麼一隻箱子。我看著它，一幕幕往事浮現眼前。
當年在砲火連天的戰場上，我正是背著這隻藥箱，接生了許多孩子。
我身為醫務兵，跟隨部隊去寮國的時候，還是個二十歲的小伙子。
1968年5月8日深夜，我們先遣連脫下軍裝，換上寮國軍隊的服裝，乘坐偽裝好的汽車，秘密朝寮國邊界進發。
連隊剛到寮國，被下達的任務是要和當地百姓打好關係，為後續部隊的進入做好工作。
但來了幾天后，雖然路經了十多個寨子，可就是見不到老百姓。這讓我們不僅不能進行宣傳工作，而且了解不到敵情，十分危險。
在寮國的羅東欽
入夜，原始森林被夜幕籠罩。部隊在森林裡宿營，指導員把寮國嚮導叫來，向他打聽寮國老百姓為何不願見我們，現在做什麼最有效？
嚮導想了想，手不停地摸頭髮，良久才說，老百姓迴避你們是由於敵人做了反動宣傳，而最有效的反擊，是在遇到臨盆的婦女時幫她們生下孩子，因為老撾缺醫少藥，又講迷信，小孩出生率只在50%左右。
指導員向他道謝，並告訴他，如見到有生小孩的婦女，可以告訴我們，我們有醫生。
說完，他把連隊當衛生員的我和軍醫一起叫去佈置任務，讓我們今後遇到有分娩的婦女，特別是難產的，一定要及時去做搶救工作。
指導員特意拍了拍我的肩膀說，這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，不要害羞。
但在寮國接生並不容易，那裡相對落後，人們普遍相信巫婆，接生也不例外。我第一次救回一個小孩時，就被巫婆帶著一寨子的人圍攻。
那是在一個茅草屋，一個年輕婦女躺在床上，大汗淋漓，不停地流淚，身旁躺著一個嬰兒。她的丈夫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頭。
旁邊一個老年婦女對他們說，男孩已無緣無故活在世上了，我招魂兩個小時，沒有用，說完轉身就走了。
我走到嬰兒旁，用手摸了摸它的鼻樑，又用手掰開嘴唇，然後摸了摸胸部，判斷新生兒只是被口腔中的分泌物阻塞了呼吸。
我立刻嘴巴吸出分泌物，嬰兒立刻哇哇大哭，活了過來。我很高興，心想回到連隊後一定會受到連長表揚。
誰知道我回到駐地的時候，老百姓男女老少一百多口齊刷刷跪在連部，高喊著什麼。
看我走過去，其中一個頭戴黑色絨布帽，帽頂上野雞毛，身穿黑色長衣，手持杏黃扇子的老年婦女衝了出來，拽住我的手，不停地說我們聽不懂的本地話。
連隊的翻譯來了之後說，老年婦女是寨子裡的在巫婆，寨子裡的人都靠她的巫術求平安，下午她認定嬰兒已經死亡，而我又救活了嬰兒，因此斷定我有妖術。
這時寨子裡的族長因病死亡，讓她覺得我們能救活嬰兒，代價是讓族長失去生命。現在大家來求情，希望讓嬰兒死去，族長活過來，一命換一命。
我用醫學知識救人，沒有什麼妖術，根本不會起死回生。但我怕自己不去，巫婆會出陰招兒，害死好不容易救回來的嬰兒，所以立刻答應去寨子裡看看。
軍醫和我一起來到他們的寨子，族長的屍體就停放在寨子坪裡的聚事廳，屍體上蓋了床毛毯，已停放一天，準備按習俗進行水葬。
軍醫蹲下去，摸了摸死者手腕，又翻看了眼睛，再用聽診器聽心臟，發現還有微弱的心跳，他立刻叫巫婆將屍體抬進屋。
軍醫發現族長患的是急性瘧疾，因高燒昏迷，所以給他進行了治療。
我們整整守護族長一晚上，第二天天亮，族長奇蹟般坐了起來。他的妻子兒女跪在我面前叩頭致謝。
這次事件之後，我才明白在當地開展工作有多困難。連長要我去幫助婦女分娩，可是當地從來都是女性接生，沒有男性接生的先例。
寮國屬亞熱帶，最常見的病一般有腸炎、痢疾、瘧疾。我和戰友們只能頻繁地給當地人看病，獲得他們的信任後，才能有機會給婦女接生。
6月的某一天，我們正在一處寨子裡做好事，突然天上出現了飛機轟隆隆的聲音。八架美國鬼怪式飛機朝我們投下一顆顆巨型炸彈，又低空機槍掃射。
連串炸彈在身邊炸開，落下的流火瞬間點起滾滾濃煙。
接連不斷的爆炸聲幾乎將人震得雙耳失聰，但在地上的戰壕里，仍能不時聽到戰友被彈片炸傷後支離破碎的呻吟。
我循著這些聲音不停地在戰壕中穿梭，撕開一個個急救包，為戰友包紮。
又是一聲巨大的爆炸，我聽到一聲熟悉的慘叫，整個人激靈一下，立刻衝了過去。
這次倒下的是黃西林，我們部隊的老衛生員，在他被飛濺的彈片擊倒之前，他還在為一個受傷的戰友包紮。
我試著用繃帶將他受傷的頭部纏緊，卻沒有什麼作用，鮮血幾乎遮滿了他的臉。
他抓住我的手，說出來人生中最後一句話："小羅，寨子神龕閣下的防空洞內，有個孕婦…"
話還沒說完，他頭一歪，閉上了雙眼。
我悲痛欲絕，奪來戰友的步槍，朝著在天空中高高盤旋的飛機連開三槍，最後頹然坐在地上，仰望著飛機越飛越遠。
太陽西墜的時候，我向連長說了黃西林犧牲的經過和他的臨終囑托，但剛一提出想去神龕閣幫孕婦接生的想法，立刻遭到了戰友們的反對。
天已經快黑了，又要穿過戰場，除了什麼都看不清，他們更擔心在路上遇到埋伏的特務，如果敵機回來繼續轟炸，連躲都沒地方躲。
況且隨著我們一路行軍，美軍一直在頭頂轟炸，老百姓也見到我們就跑，也許等我們趕到，孕婦已經和家人跑了。
我知道，每次我去接生都要有人幫我當保鏢，但戰友們似乎都不願意做這份差事。
我的戰友都年紀輕輕，沒進過產房，也不清楚接生是怎麼一回事。
除了不好意思，大多數人都覺得接生是女同志的事，讓他們給我當保鏢，不如給他們一些其他任務，多幹點活。
還有說法，在戰場上打仗的人，給婦女接生之後會變倒霉，不吉利。在國內，接完生後要討紅包，插紅旗，去去黴氣。
每次都有人說，下次不要派他來了。
以前也就算了，但這次我卻比以往都渴望去，因為這是黃西林的遺願。連長也是考慮到這一點，最後還是派了一個班的戰士當護衛，與我同去。
我入伍不久就認識了黃西林，那時我常常遭到戰友的謳笑，就因為我是一個特殊的醫務兵，要給婦女接生。
我出生在湖南農村，因為發小高燒成了癡呆，我從小發誓要做醫生，救死扶傷，幫人看病。
但當時正值文革，只有上工農兵大學才能當醫生，而上大學則需要靠鄉鎮推薦，一個鎮只有零星幾個名額。
還好從部隊回來的哥哥告訴我，部隊和外面不一樣，大家對當醫生根本不感興趣，只要跟上級申請，很輕易就能當醫務兵。
1968年3月2日，我如願入伍，從湖南出發，到達雲南邊防部隊，成為部隊的衛生員。
就像哥哥說的，部隊裡沒人願意當醫生，幾乎所有人都理所當然覺得，只有上戰場殺敵才叫戰士，誰殺人多誰功勞大。
至於醫務兵，只能給人包紮療傷，自然與立功無關。
在新兵發槍儀式後，別的新兵收到的是長長的步槍和手榴彈，但我收到的是只綠色藥箱，武器也只有一把防身用的手槍。
尤其藥箱裡有本《婦產科學》，被同鄉翻出來後，故意笑嘻嘻地問我，一個大男人還為婦女接生小孩？
我心裡也尷尬，不知道該怎麼跟他們解釋。
之後，我需要看更多的婦產科書籍，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風言風語。
不但有人跑到我們宿舍亂翻，還總有人把那些書偷偷拿走去看。甚至有人故意壞笑問我，是不是在想不該想的東西。
我只好一遍又一遍跟這些人解釋，這是我的業務書，我是為了學習知識，提升業務能力。
為了不讓其他人再拿走書，我只能把書藏在枕頭底下。
就在這時我認識了黃西林。
一次戰友又說我的時候，他上來解圍，告訴那些嘲笑我的戰友，我們學習這個就跟你們扛槍一樣，你們的武器是子彈，我們的武器是針頭。
"幫人看病，救死扶傷，實行人道主義，就是我們醫生的戰爭。"
他大我四歲，早我幾年當兵，經驗豐富，我直接管他叫哥。
他總開導我，讓我不要把婦產科的書當成黃色小說，學這些婦產知識不僅是我們必須完成的一項任務，更能幫助到老百姓，在關鍵時刻甚至能救人性命。
我也向他請教，例如戰友發高燒了應該用什麼藥，蚊蟲叮咬血液不行了應該用什麼藥，還有接生時遇到的種種狀況，他都會一一講給我聽。
後來，我特意和黃西林搬到一個通舖，整天吃穿住行都在一起，彼此之間亦師亦友。有時他衣服髒了我還想搶幫他洗一洗，但他連這點「學費」都不肯收。
羅東欽（右2）在向戰友請教醫學知識
在寮國，我們常有長時間的行軍，有戰士體力不支，就會掉隊。而環伺在周圍的特務，看到落單掉隊的戰士就會趁機暗殺。
有一次，黃西林發現我掉隊了，他本已到達目的地，又回來接我，多走了一公里路不說，還把我的背包搶去扛在身上。那一次，是他硬舉我走回連隊了。
可以說，沒有他就沒有我。
現在他被敵人炸死了，我在一旁無能為力，就像當年我看著那個發小燒成癡呆，無能為力。我比以往更急切地希望自己有一種能力，能幫助別人遠離痛苦。
從戰場到神龕閣有一里多的路，需要跨越剛遭受完轟炸的戰場。來不及清理的戰場同樣危險，除了隨時可能傾倒垮塌的建築，還很有可能會踩中尚未爆炸的炸彈。
整個寨子除靠山坡的房子倖免，有一半房屋被炸毀，還在冒煙。有的只剩下一堵牆，有的被夷為平地。被炸死的豬、牛、羊隨處可見。
我們緊繃著神經穿過彈坑殘垣遍布的村寨，好不容易鬆口氣，突然在小路盡頭上坡的位置，看到幾條朦朧的人影。
兩個穿著寮國民族服飾的男人正遠遠望著我們，其中一個年輕人腰間還別著一把當地砍柴用的短刀。
我的心又提了起來。
我最先猜測他們是聽到我們部隊到這裡來，所以下山來打探消息的產婦家人。
不過他們不停用閃避的眼神打量我們，還不時竊竊私語。他們說的是寮語，我們走得匆忙，沒帶翻譯，聽不懂，也不好上前詢問。
這幾人的行跡不像一般百姓，鬼鬼祟祟，有些奇怪，但他們僅偷看我們，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動作。
小路很窄，兩側都是樹林，如果對面不躲，雙方勢必相遇。還好我們人數比他們多，戰友手上還有槍。
我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。
當我們與對方擦肩而過時，他們中的一個與我對視一眼，立刻低下頭。
我們在前面走，樹林裡又出來三個人，在後面遠遠跟著，但遲遲沒有行動。
在寮國當地，除了與我們敵對的右派，還有左派和中立派別，勢力太複雜，不知道他們是哪一派的。
我們現在只有幾個人，怕貿然動作會吃虧，況且孕婦生產更緊急，當即決定一鼓作氣先把接生的事先做完，再來應對這幾個探子。
寮國當地的神廟
我們先到達了寨子的聚事廳，映入眼簾的是六具屍體──兩個男孩和四個老人──都是轟炸致死的。
其他一些村民圍在旁邊，打量我們的目光好奇中夾雜著警戒。
我注意到其中坐著兩個男人，一個人五十多歲，一個三十歲左右。
五十歲的男人左腿被炸彈炸斷，用一條毛巾抱紮著，毛巾浸出了鮮血，傷口已經生疽。他柱著拐杖，望著被炸毀的房屋，木然地坐著，不知所措。
三十歲的男子被炸傷，左手仍在滴血。
我立刻打開藥箱，拿出酒精幫他們清理傷口，然後在傷口處灑上生肉止血的藥粉包紮。男子很配合，我們很快就幫他把傷口包紮好了，周圍群眾看我們的警戒也稍稍淡了些。
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時，斷腿的男人眼睛四處張望，不敢正視我們。見我們要去防空洞，他拖住我們，很感謝，但似乎又很著急，讓我們不要往下走。
順著他的目光望過去，我們又看到了剛剛跟了我們一路的那三個可疑探子。
語言不通，我們不明白怎麼回事，但接生又不能耽誤，就走出了聚事大廳，往山上爬。
防空洞在山腰上。一個男人在洞口用小繩子拉著一隻大公雞，大公雞仰著脖子朝天，這個男人對著公雞的頭，單腿跪地，雙手合十，嘴裡念叨什麼，不停叩首。
後來我們知道，這個祭拜的男人是孕婦的丈夫。我拍了拍紅十字藥箱，笑了笑。孕婦丈夫明白了，眼睛一亮，不住地朝我們磕頭。另一位戰友領頭，我們立刻鑽入防空洞中。
與其叫防空洞，不如說是山體天然形成的石洞更貼切。洞內的面積不大，還有其它一些小洞相連。
此時外面已經天黑了，洞內點著一盞昏黃的煤油燈。家具也簡單，只有一張床和一堆柴火，床上躺著痛苦呻吟地女人，柴火上做著熱水。
我怕洞內有敵人，我讓另一位戰友在小洞中偵查情況，也許仍對我們有些不放心，一個中年女子也跟了進來，看樣子她是產婦的親戚。
因語言不通，我乾脆什麼都沒說，直接打開藥箱，開始接生。
我讓孕婦慢慢用力，孩子先出來的是腳。
頭先出來是自然產，腳先出來就是難產。這肯定不行，我兩隻手都伸進去，試圖扣著它的肩膀和脖子把它一點點扭翻過來。
在這過程中，孕婦痛得哀嚎不止，在清涼的防空洞裡，我出了一身汗。
若長時間難產，大人會出血而死，嬰兒在孕婦腹中長時間不出來會窒息。
就在兩相膠著間，洞外突然傳來幾聲槍響。
我開始以為是守在洞口的戰友槍走火，沒想到槍聲未落，洞外就傳來戰友的催促聲，有敵人摸過來了！
我不停地說快了，但實際上嬰兒依舊卡在孕婦腹中，進退不得。
我心裡著急卻不能說，只能仔細回憶，我所學到的關於分娩的一切。
我在國內曾跟隨老軍醫學習，怎麼給孕婦接生。
第一次是中午，軍隊裡收到消息，當地少數民族寨子裡有一位婦女即將分娩，要軍隊派軍醫過去救治。
烈日炎炎下，我還沒來及細想，已經跟著老軍醫到達孕婦家的茅草屋。
孕婦的丈夫婆婆滿臉笑容，將我和老軍醫一起迎進了家裡，還早早準備好了臉盆、熱水、毛巾。
因為天氣極熱，孕婦躺在寬大的竹床上，大汗淋漓，婆婆不停為她揩汗。由於嬰兒的躁動，母子咬緊牙關，忍受疼痛，沒有呻吟。她下身沒有穿褲子，雙腿平直。
我匆匆掃過一眼，整張臉都漲紅了。
老軍醫當即走近孕婦檢查，他用手摸了摸凸起的下腹說，還好是順產。
老軍醫叫我名字。
我當時站在十多公尺遠的家門口，還沒反應過來。那是我第一次見次見到婦女生小孩，心中膽怯又尷尬，屋子裡瀰漫著一股與平時不同的氣味兒，我下意識地用袖子擋了擋鼻子。
老軍醫呵斥著催我快過去。
產婦陰部露出了嬰兒頭髮，老軍醫用左手指伸進了嬰兒胎頭上部，問我看見了沒有，這叫助產。我強忍著將目光移開的衝動，點了點頭說，看見了。
「抬起雙腿，稍用力。」老軍醫指導孕婦，邊指導還在不停地給我講，孕婦所抬雙腿要適度，說著，他還不停地比劃著位置。
我假裝自己像平常一樣在學習槍傷刀傷的包紮，認真地將步驟記下。
半小時後，老軍醫要我用右食指伸入胎頭旁，要我用左手輕輕的托住胎頭。我照辦了。
下午兩點，傳出嬰兒啼哭聲，一個男孩誕生了。
我還沒看個明白，老醫生又現場指導，孕婦生產，分成幾種情況。因胎兒在腹中頭大四肢小，所以頭先出來是自然產，腳先出來是難產。
如果頭先出來是頭朝下，需要拽著他的胳膊幫它轉一下讓正面朝上，拽著肩膀和脖子把它拉出來。
如果是腳先出來，則需要醫生將手伸進會陰，除了防止產婦宮口撕裂，還要幫忙調整嬰兒的位置，讓它出來一隻肩膀，全身斜著出來。
介紹了幾個嬰兒剛出生後不哭的原因，他告訴我，可以用嘴巴吸汾泌物，倒提嬰兒雙腳，輕輕拍……等等。
當時我只是看，背記一些理論，沒來得及親自上手，也想像不出現在的自己居然有勇氣闖女人的產房。
夜幕降臨，空中飄著一片霧氣，月亮被遮住了，連星星也變得很暗。
洞外除了越來越近的槍聲，還能聽到灌木葉子被掀開的嘩啦聲，人的說話聲，這些都是朝著防空洞來的。
當我在洞內聽到洞外的戰友臥倒在地時，槍托磕在石頭上的聲響。
這表示洞外的狀況已經非常緊急，來人的距離很近了。
孕婦丈夫很著急，不停地摧我們快走。他告訴我們說："敵人要抓你們，你們的戰友已經全部被飛機炸死，沒有人來救你們。"
我已經顧不上這些了。這個嬰兒安全出生是黃西林犧牲前最後的心願，即使豁出命，我也要把這件事做完。
洞口處傳來踢踢踏踏的腳步聲，有人跑上來。
敵人就上來了？
「羅衛生員，羅衛生員……」有人大聲喊道。
我突然鬆了一口氣，是二排長的聲音，他帶二排來增援我們了。
原來，連隊接到情報，敵人以為我們全連已被敵機炸亂，要趁機抓幾個活的回去領賞，剛好我們去寨子接生，被敵人跟踪。
我終於從產婦身下抱出了一個女孩。我用紗布把口腔清理乾淨，提起她的腿，拍了幾下，女孩哭起來了。
嬰兒的母親被生產時疼痛折磨得狼狽而憔悴，向我道謝時，臉上帶著淚，卻止不住笑。
我端詳著這個寄託了黃西林遺願的嬰兒，她皮膚是紫紅色，臉上長著皺巴巴的紋路，像個小老頭，抱起來很小很瘦，只有五斤左右。
這個新生命又讓我想起了黃西林。嬰兒很輕，他卻很重。他在生前救治了很多戰友，尤其是對我很好。
我還來不及為他做什麼，他就犧牲了。還好我不負囑托，完成了他的遺願。想到這裡，我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。
最後，我又在山洞待了二十分鐘，把孕婦的胎盤清理乾淨，等沒有出血後，才告訴產婦，你沒事了，母女平安。我說的是中文，也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。
母親抱著孩子，和他先生一起，不停地朝我作揖道謝。
其他一些陌生的寨民也在我身邊圍成一圈，雖然不是他們的孩子，但並不妨礙他們和孩子的父母一樣喜氣洋洋，朝我們連連感謝。
雖然我聽不懂他們的話，但從他們的眼神和笑容裡，他們想表達的感激，我每一個字都能聽懂。
我走到洞外，一抬眼就看到三具屍體，正是剛才跟蹤我們的探子。
1979年2月，我又被選入參加對越自衛反擊作戰。因為之前的工作表現突出，我升為了軍醫。
我的醫護所設在離陣地八十公尺處，和其他四個衛生員一起，幾乎算是頂著砲火給戰友治傷。
在戰場上背著小手槍的羅醫生
清晨時分，戰鬥進行異常激烈。我搶救了十二個傷兵後，陣地傳來消息，副連長身負重傷，由於敵人火力封鎖，無法搶救下來。
我當機立斷，顧不上敵人機槍掃射封鎖，匍匐前進，爬行四十多米，將副連長搶救下來，背到了救護所。
副連長被敵人的機槍打中脖子主動脈，我心裡清楚，即使我是醫生，我仍然救不了他。
他握住我的手，脫下手錶，發出微弱的聲音：「謝謝你，羅醫生，請將這只錶交給我妻子……」話剛落音倒在了我懷裡犧牲了。
就在這時，兩個戰士抬著一個傷兵來了。那人躺在擔架上，手臂在流血。
也許是看到我衣服上的紅十字袖標，傷員用中文大聲喊道："救救我，我不想死……"
我問是怎麼回事，戰士告訴我，這個人是俘虜，一個越軍連長。
見是俘虜，想起剛抬下去犧牲的副連長，我氣不打一處來，猛地往擔架上踢了兩腳。
越南有抓到我們解放軍的俘虜，待遇很差，本來傷勢不是很重，及時救治就可以康復，但是越南人故意不給治療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就算我故意晾那個俘虜幾天，也沒有人會說什麼。
但我轉念又想，如果我這麼做，我們又跟越南人有什麼不一樣？
況且，身為醫生，救死扶傷是自己的責任。眼下我們在戰場下，不是敵人，是傷者和醫生的關係，我理當救治。
我請戰友把這個人放下來，解開了兩個急救包，彎下腰為越軍連長包紮了正在流血的傷口。包紮完，我順勢摸了一下，給這個越南人俘虜說，讓他放心，他不會死了。
俘虜愣愣地看著我，不說話，眼眶紅紅的，全是淚水。
我拍拍他肩膀，示意戰友將他抬下去。
這時候，突然有剛從戰場上下來的戰友大聲嘲諷道："大家都看見了，羅醫生搶救我們的傷員算立功，但他現在搶救俘虜，那可什麼都不算。"
我想反駁，自己救人根本不是為了立功，但最後沒說出口。
此刻，擔架員把俘虜放在地上，不肯抬他。俘虜受傷很重，只好央求擔架兵，要他們幫忙抬一手，他現在無法走路。
指導員直接走過來啐了一口，拍了拍自己的槍，嚇唬他，不走路就把他槍斃。
我趕緊制止指導員，畢竟他是傷員，還是該抬就抬。
擔架兵聽到我的話，這才不情不願地把人抬走。
戰場上戰友們都在奮勇殺敵，我不但沒有殺過一人，還接生了八個新生命，甚至包括一個敵人的孩子。
那是一個寮國右派的女間諜，我和戰友們俘虜她之後，發現她倒在了地下，地上流出了血水。
我一眼看出來她要生了，立刻讓戰友找乾柴燒火，為她保暖。
生完孩子後她很虛弱，我們沒再抓她，反而找到了她母親，讓她母親來照顧她。
這件事我只跟連長說了，不敢太聲張。在當時的氛圍裡，敵人就該被消滅，救助敵人是無法被理解的。
但接生了這麼多孩子後，我越來越明白，不管敵我如何鬥爭，孩子都是無辜的。
這個道理很少戰友能明白。在他們的意識裡，打仗就是殺敵。
但我知道廝殺並不是我們來寮國的目的，我們來寮國付出這麼大犧牲，是為了幫助寮國人民抵抗侵略，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。
無論是戰勝敵人，還是迎接新生命，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。
我們連隊剛到寮國時老百姓不信任我們，把我們當作反動派軍人。
後來他們看我們軍紀嚴明，從不侵犯婦女，甚至傳出「中國軍人都被騙了才能出國」的謠傳。
連隊一共有一個軍醫、一個醫生、四個衛生員，我們做了許多好事，幫助當地人治病、接生，這才換來了他們對我們部隊的信任，心甘情願為我們打掩護，提供情報。
在一次治病之後，有村民告訴了我寨子週邊反動派駐軍窩點的線索。戰友們根據線索，端掉了那個窩點，繳獲了大量武器裝備。
這讓我更加確信，雖然我沒有殺敵，但同樣是幫助我們贏得最終勝利的因素。
每當戰友犧牲在我面前，我都想為他們報仇。但我報仇的方式不是拿起槍，而是更努力地為人治病，治更多的人，哪怕是敵人。
戰場上除了殺戮還有一種武器，名叫善意。
1979年，我終於離開戰場，回國正趕上部隊裁軍，被迫選擇轉業。離開部隊那天，我請求領導，將那隻跟隨我十多年的藥箱帶回家。
從學醫開始，它就跟著我，在我身邊十多年，邊角處已經有些粗糙破舊了。第一次拿到它的時候，它還只是一個空藥箱，現在裡面已經被各種急救藥品裝滿。
在戰場救治傷者、在部隊巡警看病，或是幫在寨子裡幫婦女接生，都是帶著這隻藥箱。它就像我身體的一部分，沒有它我就好像少了一樣東西，整個人空落的。
領導者痛快地答應了我，這個藥箱太舊了，部隊已經準備換新的。
我有些慶幸自己是醫生而不是戰士，槍不能帶回家，但藥箱能。
羅醫師至今仍保留的藥箱
我搭上了從昆明開往湖南的80次列車。在回家的列車上，正好趕上有婦女生產，我靠著這隻藥箱，又幫助一個孩子平安降生到世間。
回到家鄉幾年後，我被調往縣衛生局健康局工作，後來擔任副主任紀檢組長，直到2010年退休。
不論被調到哪裡，我都會讓這隻從部隊帶回來的藥箱陪伴自己。不論是上班，還是業餘時間，只要老百姓有人叫我看病或接生小孩，我都會義務出診。
2020年我收到戰友聚會的消息，便決定帶著這隻箱子到文山。
就像當年戰友們在那裡打靶練槍，而我在樹下看書一樣，我手上的東西還是和其他人不一樣。
我認為我的榮譽不是立功，而是從醫五十多年，從參加援老抗美接生嬰兒，到為部隊家屬接生小孩，再到地方，特別是當鄉衛生院長，我所接生的嬰兒不下一千例。
當新生兒交付在父母手中，那張張燦爛笑臉對我來說，才是我這輩子最喜歡看到的畫面。
這些生命，就是我的勳章。
所有戰爭的目的都是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。援老抗美也是如此。
而戰爭最殘酷之處在於，無論抱著怎樣單純美好目的而來，只要深陷其中，看著朝夕相處的兄弟一個個倒下，仇恨就會不由自主地蒙蔽雙眼，開始想冤冤相報，以殺止殺。
羅醫生為只有殺戮的戰場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。
羅醫生告訴我，他接生的孩子都長大了，有的成了工程師，有的成為軍人，還有的像他一樣當了醫生。
死亡是結束，而新生則是生命的開始。戰場上的另一種可能性也延續到這些在戰地中出生的孩子身上。
他們因此擁有了各種各樣的人生。
謝謝你，羅醫生。
編輯：趙土司馬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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